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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惠金融助跑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
2025-0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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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列表普惠金融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中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已经越来越得到广泛的共识。普惠金融的包容性发展宗旨契合了中国式现代化要求，普惠金融关注的乡村振兴、帮扶小微等领域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的成果。在2023年开年之际，CAFI院长贝多广、研究员张晓峰应邀撰文《普惠金融助跑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文章作为封面专题刊登在《中国农村金融》杂志2023年第1期，内容呈现如下：
经过 70 多年的探索与理论实践创新突破，我国已进入全面推进现代化阶段，这一进程既 有很多经济体现代化过程中的共同特点，更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普惠金融作为我国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已取得了全球领先的一系列成果，为全面小康提供了重要支撑。
站在新起点，普惠金融服务需要继续探索新发展理念与发展路径，持续改善金融结构、拓宽社会责任投资渠道、推动技术进步提升金融效率、夯实金融系统稳定的微观基础、以改革开放夯实制度基础，从而充分发挥金融体系功能，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目标全面达成。
经过多年奋力推进，我国于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成就，也标志着国家进入现代化全面推进阶段。这一进程具有人口规模巨大、共同富裕、物质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平发展等鲜明特征，是我国经济社会由“小康”到“富强”的质变阶段。在推进现代化过程中，亟需金融的现代化与之相适应。
普惠金融的包容性发展宗旨契合了中国式现代化要求。在我国，中小微企业经济活动覆盖了绝大多数人口。通过提供包括融资与保险在内的各类服务，普惠金融在增加中小微经济体的经营资产与收入、降低风险、拓展境外业务等方面发力，推动共同富裕与和平发展。同时，随着近年来积极融入小微经济的绿色转型，以金融服务增强其抗冲击韧性与发展动力，普惠金融也为服务现代化增添了崭新内容。此外，信用信息服务作为融资与保险的前置条件，可约束市场主体的经济社会行为，间接助力微观治理，从而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同发展。由此可见，普惠金融全方位渗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成为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集中表现，金融体系正在随着普惠性增强而逐步现代化。
各方合力推动了普惠金融事业超预期发展。随着多年持续倡导及国家战略实施，我国的普惠金融服务获得超出预期的合力推动，这突出体现在普惠金融理念得到高度认可、各级政府积极建设信用信息服务平台、大中小银行全面投入，“金融改革试验”与“金融便民服务站”点面开花等一系列举措中。而数字金融技术的全面赋能，直接催化了金融体系的“普惠性”质变，助其迈入普惠发展阶段。
普惠金融助力经济金融现代化的成效斐然。金融供给侧长期呈现的“倒三角”结构明显改善，“中小微弱”金融服务的可得性、覆盖率、满意度大幅提升，经济社会转型升级步伐逐步加快。短期看，普惠金融在助力脱贫攻坚、应对疫情冲击方面也发挥了关键作用。通过一系列探索实践，普惠金融有力地助推了共同富裕与绿色发展，充分应和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随着现代化全面推进阶段的到来，普惠金融也正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有其深刻的理论和现实背景。从国际经验看，过去几十年，只有韩国、新加坡等少数人口规模较小的国家成功跨入发达经济体行列，很多南美、东盟国家在达到中高收入后，均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且大部分具有社会两极分化严重、创新能力不高、人力资本投入不足等特征。这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所要求的内生增长因素相悖。在中短期内，一国经济总量可依赖人口、资本、自然资源等要素数量增长获得快速增长，但长期内的可持续发展是由广义的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等内生性因素驱动，而人力资本积累与技术创新又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分配结构的影响。
经济社会全面现代化进程中面临更多挑战。国际经验和发展理论对我国现代化具有重要借鉴意义。2021年我国人均GDP超过12500美元，已接近高收入国家水平下限，这既是现代化的良好起点，也是迎接关键挑战的开始。首先，创新发展仍有待深化。广义上的创新包含生产技术与制度创新。2021年我国研发投入经费达到GDP的2.44%，接近OECD等发达经济体疫情前的2.47%平均水平，但与美国的3%研发投入强度仍有一定差距。在制度创新方面，数据要素、区域与城乡间生产要素流动等市场经济相关基础制度、法律体系仍亟待完善，成为制约我国现代化顺利推进的重要因素。其次，共同富裕是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但我国收入水平在城乡间、区域间差距依然较大。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1年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东西部人均收入比分别为2.50、1.62，而2019年多数发达经济体城乡收入比普遍在1.4以下，日本和韩国更是接近于1，区域间发展差异不大。再次，绿色发展水平仍面临挑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目标。2021年我国万元GDP能耗已从2000年的0.98降至0.55吨标准煤，节能降耗成果明显，但仍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5倍，美国的2.22倍。此外，我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推动碳减排等方式，与全球建立了经济社会生态多方位深度合作，但近年来在疫情与贸易保护冲击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也面临着一系列挑战。
普惠金融助力现代化依存在较大改善空间。尽管成效显著，普惠金融服务仍然需要推动高质量发展助力我国现代化进程。首先是金融结构与创新发展不完全匹配。我国银行体系在金融机构中处于主导地位，但中小微企业作为社会创新主体，其生命周期早期阶段需要更多股权投资与之共担风险，我国风险投资、创投类金融服务的发展仍处早期阶段，体量较小，导致金融体系服务创新发展的功能未能充分发挥。其次，金融服务在满足乡村发展方面改革创新空间较大。乡村振兴是我国现代化的主要短板。农业保险服务、小微企业绿色转型、新市民消费和养老理财需求日益迫切，新型城镇化也需要巨大资金投入。为充分满足这些需求，金融供给需要坚持财务与社会双重目标、投入长期化等理念，但很多中小金融机构的经营过程偏离了这些重要原则，导致信用风险分散度较低，容易在宏观经济波动时陷入被动，甚至影响区域金融稳定。再次，金融服务效率仍需通过技术进步得到提升。数字化转型是金融业提升竞争力的主要技术路径，但我国区域与城乡间、不同经济主体和金融机构间依然存在“数字鸿沟”问题，主要体现在数字经济基础设施、数据治理能力等方面，供需双方都需增强数字能力，提升金融服务效率。最后，金融发展需要以健康稳定为基础。很多国家未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因素之一是金融体系缺乏稳定性，而这与供需双方的微观金融健康息息相关。普惠金融发展极大地提升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与覆盖率，但出现了过度融资、投资与自身能力不匹配的金融产品等现象，数字金融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网络欺诈、信息安全风险等问题，而疫情冲击、经济波动使风险逐步暴露，导致金融宏观稳定的微观基础受到挑战。小微群体的金融健康日益受到金融机构、金融管理部门的高度关注。
以中国式现代化中的问题与需求为导向有的放矢，是普惠金融进一步发展的有效途径。同时，普惠金融仍需秉持包容性发展宗旨，坚持社会与财务双重价值目标、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与金融教育、政府引导与市场主导相结合等重要原则。
持续完善普惠金融生态体系。普惠金融国家战略的实施，带来金融资源配置到中小微群体“量”的突飞猛进，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小微群体银行信贷等问题已经获得很大改观。在新阶段中“质”的提升成为首要任务，金融结构需要持续改善，以释放金融助力现代化的潜能，这对大力推动保险、创投、多层次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充分发挥其在风险管理、社会治理、推动技术进步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提出了客观要求。
推动乡村金融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短板主要存在于乡村和县域。目前的“农村金融”发展理念依然将城乡作为二元对立主体，这导致很多现代化金融工具不能运用到乡村建设中，从而限制了乡村发展的潜力，积极探索与城乡融合发展相适应的“乡村金融”势在必行。国际经验表明，社区主导发展的模式保障了社区成员在发展中的主导地位、提升了外部资源与内部需求的匹配度，并在合作过程中提升了成员发展能力，是确立乡村振兴发展主体的有效模式。与之相适应，“乡村金融” 同时兼顾财务、社会和生态目标，以合作理念推动社区发展，适应了乡村全面振兴进程，是值得积极探索的金融发展模式。值得欣喜的是，浙江农信系统的助农服务点“丰收驿站”已在拓展社区金融服务功能方面进行了多年探索，对乡村发展不断出现的新需求提供了有效供给，正将乡村金融助力乡村现代化推动到新阶段。
将社会责任投资理念融入金融活动的“第一公里”。中国式现代化嵌入了人与自然、物质与精神文明协同发展等新目标，这就要求金融服务不断拓展新功能。目前国际上主流的责任投资理念（如ESG投资），在筛选投资对象的初始环节，就将绿色转型、包容性发展、利益相关者保护等因素嵌入投资决策，并在随后投资过程中通过监测与评估等主动参与方式，向融资主体灌输责任投资的经营理念。社会责任投资可较好地拓宽现代化进程中的融资渠道，但目前在我国推进较为缓慢，这可能与标准不统一、信息披露较少、评级一致性程度较低有关，也与融资主体不能提供可靠的社会影响力绩效表现数据相关。监管部门应积极探索制定相应规范，推动金融机构将ESG投资理念全面纳入治理架构、战略与业务、风险管理体系，稳步扩大服务范围与规模。
推动数字经济与数字金融融合发展提升金融效率。2021年数字经济规模在我国GDP中的比重达到39.8%，已成为我国现代化的重要科技支撑，而数字金融是真正实现普惠金融双重目标的主要科技手段，通过二者的融合发展提升金融效率仍有较大空间。通过完善数字经济新型基础设施、推动机构数字化转型、提升各方数据治理能力，将数字金融服务嵌入产业链、供应链、公共服务，可助力产业主体和公共服务数字化转型，推进我国全面现代化进程。
将金融健康融入普惠金融生态体系。金融体系稳定是现代化的重要保障，而微观主体的金融健康是宏观稳定的基础。应将金融健康纳入普惠金融生态体系，在提升需求方金融能力的同时，激励普惠金融服务供应商将金融健康理念融入产品、战略、业务中，监管部门也应以金融健康为目标，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和金融教育，维护金融系统整体稳定。
以深化改革开放全面提升金融现代化。改革开放有助于加快形成我国经济金融发展的制度基础。在我国各地的区域金融改革创新中，最重要的是在坚持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的原则下，持续改善我国金融市场持续发展的各类制度。对外开放是助力我国“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国际合作的必由之路，同时也是提升我国金融体系国际竞争力、检验我国现代化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
推动完善普惠金融监测与评估体系。普惠金融的发展，需要以实践数据为基础，动态调整和完善制度框架。这需要以监管部门的监测数据为依据，同时也需要第三方独立评估结果作为参考，完善内外部评价体系将有力助推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
总而言之，普惠金融集中体现了金融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要求。在金融体系普惠发展阶段，需持续完善生态体系，以“乡村金融”适应乡村全面振兴，通过社会责任投资拓展现代化融资渠道，运用数字金融赋能数字经济，并将金融健康理念融入高质量发展全过程，同时以改革开放夯实制度基础，助力共同富裕、“双碳”战略、“一带一路”等中国式现代化目标全面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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